摘要：这些人均系革命先烈的子女，亦或是党的资深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在苏联完成了高等教育，主修经济与工业相关课程，学成归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21位同志均遭受审查，被定性为“4821苏修特务案”，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4821苏修特务案”得以全面昭雪。那顶扣在他们头上的“苏修特务”的恶名被洗清，而“4821”这一称呼却在特定圈子内保留，成为他们身份的一个独特标识，甚至有时他们自己也采用这一称呼。

1948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组织，选送了21位年轻同志去苏联学习，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他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们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以学习经济、工业为主，学成后都回到祖国。“文化大革命”中，这21人都受到审查，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扣在他们头上的“苏修特务”的大帽子被摘掉了，而“4821”的称呼却在一定范围保留了下来，成为对他们的一个特殊简称，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使用这个称呼。这21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挺烈士的长子叶正大、次子叶正明，叶剑英将军之女叶楚梅，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王稼祥同志的义子朱忠洪，任铭鼎烈士之女任岳，任卓明将军之子任湘，高岗同志之外甥江明，刘伯坚烈士之子刘虎生，杨棋烈士之子杨廷藩，肖劲光将军之子肖永定，邹韬奋先生之子邹家华，张宗逊将军之侄张代侠，张浩烈士之子林汉雄，罗亦农烈士之子罗西北，罗炳辉将军之女罗镇涛，项英同志之女项苏云，贺晋年将军之子贺毅，高岗同志之子高毅，崔田夫烈士之子崔军，谢子长烈士之子谢绍明。

集结于哈尔滨

1945年，随着“8·15”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纷纷摩拳擦掌，准备进行最终的对决。延安与重庆的目光齐集于中国的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彼时人口逾三千万，资源充沛，重工业发展尤为显著，加之其紧邻苏联，战略价值尤为凸显。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曾说道：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麾下将领发表言辞：东北并非国民革命的起点，而是其最终的归宿。期望诸位在此时此刻，成功在望之际，更要倍加奋发，竭尽全力，以完成这最后的工程，确保全功告成。

国民政府凭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接收东北的合法地位，随即迅速调动兵力向东北集结。

中共中央则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可能直接援助中共。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1945年9月，东北局正式成立，彭真、林彪、高岗、罗荣桓、陈云、李富春、王稼祥、张闻天、林枫、蔡畅等杰出领导人物相继执掌东北局要职；同年11月，来自山东、苏北的11万部队被调入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整合，共同组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此军后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与此同时，还有两万名干部被选派至东北开展工作，以加强党的力量。

在这段“4821”的历史浪潮中，多数人正是应时而来，汇聚至哈尔滨。

谢绍明

谢绍明，系谢子长烈士之子，于1924年诞生于陕西安定（今之子长县）。自红军时期起，他便投身革命事业，并于15岁那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4821”中年龄最长、资历最深的成员之一。谢绍明曾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抗战胜利之际，他作为干部团的一员，被派往东北，从延安赴赤峰市履职。不久后，东北局作出决定，将他送往苏联深造。

谢绍明回忆说：

身为延安成立的首批干部团成员之一，我在1945年9月2日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程。与我同行的，还有林汉南——林汉雄的胞兄，以及江明。干部团成员众多，阵容庞大，其中政委一职由张秀山同志担任，而林枫同志则担任副政委。我们受到了黄永胜同志所率领的一个旅的严密护送。

昔日，太原铁路落入阎锡山之手，我们抵达张家口之前，唯有依靠脚步跋涉，于夜幕低垂时潜越封锁线。抵达张家口后，有幸遇见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周密安排下，我们终能乘坐运送煤炭的敞篷货车。那时，我尚且未曾目睹铁路与火车，便特意趴伏在地，仔细触摸那铁轨。在告别张家口之际，聂荣臻同志慷慨地赠予我们每人一双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翻毛皮靴。沿着正太铁路行至沙河，我们下车，夜幕下穿越康庄，抵达北平。冀东地区在日本侵略者实施“三光政策”之后，沦为一片荒芜的“无人区”，我们暂居的村庄，已无一人存活。从密云、黑山口继续北上，直至古北口，苏联红军的身影便映入眼帘。

彼时，我们的身份尚不宜公开透露，于古北口逗留了两晚之后，便搭乘闷罐列车抵达承德。彼处已然成为苏联红军所掌控的区域。

行至热河之际，已然是十月之末。接获上级的电报指示，要求我们在热河留驻部分干部。干部团下辖四个大队，每个大队再细分为四个中队，决定保留所有大队的首个中队，其余成员则继续前行。身为第一中队的成员，我也随之留下，并被派遣至赤峰市，担任某区的区委书记，直至1948年春。在此期间，我接到了东北局的召唤，要求我赴哈尔滨报到，准备启程前往苏联深造。江明同样留在了赤峰，担任一区的助理，之后转至县政府负责公安工作。他自1946年起便已在哈尔滨工作，当时在东北局土改团担任职务。

“1948年五一节之后，我告别了赤峰，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程。彼时，哈尔滨已聚集了一批人员。李鹏在油脂厂担任协理员，叶正大、叶正明、叶楚梅则就读于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专攻俄语，而高毅和罗西北则于哈工大深造。我并未立刻投身俄语学习，原因在于王稼祥同志得知我从热河而来，便找我详询热河接管后的情形。我们多次长谈，而我亦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为他整理出一套较为详尽的材料。当时，我们同住在东北局招待所，他们忙于上课，我则投入工作。李鹏也尚未辞去原有的工作。直至八月，我才开始着手办理相关手续。”

罗西北

罗西北，系罗亦农烈士之子。凭借着卓越的俄语和中文能力，他被任命为“4821”行动的领队。在21位成员中，他的经历显得尤为独特。1938年，他自四川启程，抵达延安，并在鲁迅小学（保小）、边区中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完成了学业。1941年初，他离开延安，远赴苏联，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了学习和生活的旅程，并随后考入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1945年8月初，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之际，他被苏联安全部选中，被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同年11月，罗西北抵达哈尔滨，向东北局报到，并重返哈工大，继续深造。

谈及“4821”项目赴苏联深造的筹备与实施过程，罗西北如此回忆道：

约在1948年春节过后，时任东北局俄文翻译及负责与苏联联络的卢竟如同志向我透露了一则消息：东北局计划派遣一批同志赴苏联深造。彼时，我与高岗之子高毅同住卢寓，彼处位于哈工大旁的一座机关大院之内。高毅曾在1939年赴苏联，与我们一同就读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并于1947年归国。事情一旦尘埃落定，我便与高毅迁出卢家，转而入住哈尔滨南岗的东北局招待所。此时，来自张家口的延安同志们已经在此地集结，其中包括谢绍明、江明、张代侠、林汉雄、贺毅、崔军、杨廷藩等。

东北局对此次选派留学者设定了严格的标准，规定必须是军级及以上级别的烈士或干部的后代。

我们齐聚东北局招待所，静候两则重要消息的到来。一则关乎中央的批准，鉴于中央已迁至西柏坡，东北局已向中央发送了电报。另一则则是与苏联方面办理相关手续，此任务主要由卢竟同负责，他正与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进行接洽。我们需办理的是哈尔滨市的护照。这一举措已得到苏共中央的认可，然而，接待我们的将是苏联红十字协会。

“直至行前，全体二十一人方才齐聚一堂，东北局在南岗俱乐部为我们举行送别仪式，高岗、李富春、林彪等领导悉数出席。东北局领导敦促我们学习经济与工业知识，以备回国投身建设大业。为此，他们还特地制定了规矩，即在学业结束前，严禁恋爱行为。我们身处苏联的学习与生活状况，需直接向东北局汇报，所有事务均需与东北局保持密切联系。”

东北局领导特地为我们摆设了饯行盛宴。这些来自延安的同志们生平首次目睹如此丰盛的美食，无不食欲大开，其中不乏几位因佳酿而微醺。

延安保小

罗西北所提及的贺毅、崔军、张代侠、杨廷藩等，皆曾于1945年自延安迁出。他们与21位同学自幼同在延安求学，直至中学时期方才各奔前程。贺毅曾就读于自然科学院，但怀揣从军之志，终投身于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所设之军官培养参训队。崔军、张代侠、杨廷藩亦为该队成员。1945年10月，他们完成参训队学业之际，恰逢国共双方就裁军问题达成共识。因一时无法如愿从军，贺毅遂与几位同学商议，向父亲寻求建议。

贺晋年，贺毅之父，红军时期便担任了27军的军长。他与贺龙毗邻而居，两座窑洞仅一线之隔。当贺毅等人纷纷围绕贺晋年热议时，贺龙闻声而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当前正需裁减老兵，新兵亦需淘汰，更别提那些尚未入伍的年轻人。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而你们将要承担的建设任务同样艰巨，因此必须具备过硬的本领和真才实学。他建议，不如送你们去北平深造如何？

贺毅与崔军、张代侠、杨廷藩在贺老总的安排下，带着干粮，牵了两匹骡子，离开延安，奔赴北平。他们几经辗转，在内蒙找到了张代侠的叔父、当时任五省联防副司令员的张宗逊。张宗逊告诉他们，蒋介石要撕毁停战协定，北平附近正在打仗，形势危险，已经不可能去那里求学了。他建议孩子们去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它与延安自然科学院一样，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在张宗逊的安排下，他们从集宁乘火车赶到了张家口。

彼时，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设施设备一应俱全，学生群体主要来自解放区，他们勤奋好学，竞争氛围浓厚。在这样的环境中，贺毅等人进步神速。此外，他们还结识了同样在该校就读的李鹏。李鹏身为高年级党支部书记，肩负着重要的领导职责。

不久，随着局势的演变，张家口工专迁址至哈尔滨。在李富春的精心安排下，贺毅等同学得以加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他们最终有幸跻身“4821”团队的一员。

李鹏、邹家华等同仁，同样是在“8．15”之后抵达东北的。彼时，贺毅等人在南岗招待所刻苦补习俄语，而他们尚未卸去原职，依旧投身于繁重的工作之中。

邓颖超与李鹏

李鹏当时担任哈尔滨油脂公司的协理与党支部书记，在当时的21人中，他独一人在企业中履职。在此之前，他曾供职于晋察冀电业公司，担任技术员一职。

李鹏之所以能够入选“4821”，得益于李富春与蔡畅夫妇的推荐。在延安时期，李鹏如同众多烈士的后代，频繁造访李富春和蔡畅的寓所。

一方面，他对目前所从事的职业怀有深厚的热爱；另一方面，随着全国解放的曙光渐近，他内心对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充满期待，对胜利的壮观景象尤为神往。除此之外，他还观察到，以往那些赴苏联深造的同志们归国后，许多人陷入了教条主义的误区。这让他担忧，若自己学成归来，也可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

然而，母亲的言辞最终打动了他。李鹏的母亲坚信，目光应当放得更长远。建国初期，我国致力于国家建设和工业发展，而当时的知识水平与党的期望尚存在显著差距。苏联作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赴苏联深造，正是为了党的事业所需。

邹家华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他没有在延安读过书。自幼随父亲邹韬奋奔走于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历尽艰辛，却也开拓了视野。1942年，邹韬奋赴广东东江游击区，后到苏北解放区，1944年7月病逝。这一年的12月，16岁的邹家华在淮南参加了新四军，和敌人真枪实弹打过仗。后来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上东升政府实业厅建设科任干事。抗战前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调往东北工作，历任中共松江哈东地委秘书、副书记等职。

提及邹家华，叶楚梅的名字自是不可或缺。作为“4821”团队中的四位杰出女性之一，她最终成为了邹家华的伴侣。

叶楚梅

叶楚梅，叶剑英将军的掌上明珠，于1928年降生在香港。那是在1927年，叶剑英投身于领导广州起义的关键时刻，彼时叶楚梅尚未脱离母体，便在母亲的腹中躁动不安。起义虽告失利，但叶剑英果断将家人迁往香港。即便女儿的诞生尚未来临，他亦毫不犹豫地再次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1937年，叶剑英负伤南归，在广东进行了手术。那时，年仅九岁的叶楚梅才有幸首次与父亲见面。转至1945年，十七岁的叶楚梅被送往延安，与久别的父亲重逢。然而，仅仅逗留了一个月，父亲又毅然将她送往遥远的东北，让她成为一名民主联军的英勇战士。

刘虎生于1947年自晋察冀边区迁至哈尔滨，那时他寄居在李富春与蔡畅的寓所。他的父亲，刘伯坚烈士，声名显赫。刘伯坚在早年曾赴欧洲勤工俭学，在那里与李富春夫妇相识，并成为蔡畅的入党引路人。红军长征启程之际，刘伯坚选择留在中央苏区继续抗争。在一次激战中，他不幸身负重伤，最终被敌军俘获。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英勇殉国，并留下了广为传颂的抒情诗篇《戴镣行》。党中央迁至陕北后，便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烈士的后代，刘虎生便是在此背景下被接到延安的。

叶正大、叶正明

叶正大与叶正明，均为叶挺之子。叶挺在世时，共有九名子女，然其不幸遇难时，仅存五人，叶正大与叶正明乃其中年纪较长者。父亲离世后，他们被送往延安。叶正明后又被转送至张家口，于聂荣臻的家中寄养。随着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他们也一同抵达了哈尔滨。至1947年，他们已开始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研习俄语。

林汉雄，张浩之子，曾就读于延安保小；而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则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被送往延安，亦在保小学习；西北局书记任卓明的儿子任湘、侄女任岳，亦是由西安办事处引至延安，先后就读于边区师范学校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罗炳辉的女儿罗镇涛，在长征期间被安置于民间，方得以后来寻回；朱忠洪，为王稼祥的亲侄。众多同志，均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之后，历经周折，抵达了东北。

伊万诺沃至莫斯科

1949年伊始，九月之初，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共21人，踏上了前往苏联的火车之旅，就此开启了他们的留苏求学之路。

启程之际，东北局为每位同志精心定制了一套西装，配备了皮鞋，并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火车抵达满洲里，缓缓停下脚步。此处是苏联边境上的城市，被称作“奥特伯尔”，这里正在进行严密的边防检疫。鉴于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地区曾发动细菌战，加之哈尔滨近期鼠疫肆虐，苏联边检人员严格规定旅客不得随意下车，并对他们的衣物进行了全面消毒。在列车上，他们度过了近两周的时光。经过边检程序的顺利通过后，他们继续前行，抵达赤塔，随后转乘前往海参崴，再换乘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踏足莫斯科火车站的那一刻，迎接他们的苏联红十字会旗下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院长季莫菲·扎哈罗维奇·马卡洛夫亲自现身。这预示着他们的目的地并非莫斯科，而是伊万诺沃。马卡洛夫院长的陪同者中，还有一位儿童院的中国教师张梅——林彪的前妻。令“4821”成员们尤为激动和兴奋的是，留苏多年的陈祖涛（陈昌浩之子）与刘允斌（刘少奇之子）也加入了欢迎行列。他们两人与“4821”中的许多人曾是延安保小、延安中学的同窗，而与罗西北、高毅的深厚友谊更是无需赘述。

伊万诺沃儿童院

苏联方面已为中国学生安排了当晚的一班火车，目的地为伊万诺沃。在火车发车前的数小时里，陈祖涛与刘允斌领着“4821”团队踏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红场之旅。莫斯科那纵横交错的地铁系统，既快捷又便利，既让他们领略了现代化的风采，同时也令他们一时之间有些迷失方向。当从红场返回火车站时，江明因沉浸于站台景色的欣赏而动作迟缓，不慎被锁在了地铁车厢之外。他只记得出发时乘坐了四站，便开始数站往回坐，却始终不见同行的身影。原来，大家已经返回寻找他，一番波折后才在出站口重逢。当晚，“4821”团队乘坐火车踏上了前往伊万诺沃的旅程。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为了他们抵达苏联后的首个安身之所。

谢绍明回忆道，他们在儿童院逗留了约三四个月的时间，期间一边补习俄语，一边静候苏方的安排。某日，苏联高等教育部派遣一位同志前来，旨在解决“4821”的入学事宜。该同志指出，鉴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维持着外交关系，中共派遣至苏联学习的学子的身份并未公开，因此他们无法直接进入莫斯科的高等学府就读。此外，他们所持有的哈尔滨市护照也限制了他们前往莫斯科的可能性。苏联方面计划将他们安排至伊万诺沃市学习，以满足他们的专业需求。然而，这一安排与“4821”的期望相去甚远。

伊万诺沃，苏联境内知名纺织工业重镇，所设院校寥寥，仅有纺织、电工、医科、化工等三四所非综合性且非重点的院校。鉴于无法前往莫斯科深造，众人心中不免有些许失落，情绪波动亦随之加剧。谢绍明和罗西北两位同学便逐个与大家沟通，征询意见。经过一番讨论，众人被分成若干小组：四位女生选择就读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同学则前往电工学院深造，而谢绍明、任湘、江明等人则被分配至纺织大学，叶正明等同学则进入了化工学院。由于大家的俄语水平尚浅，罗西北便承担起责任，将各组同学送至学校，妥善安排其住宿等事宜。

无论被分配至何校，抵达后均需从头开始复习高中阶段的数理化基础课程。尽管他们在国内多少接触过数理化，但与受过苏联十年制正规教育的学生相比，其掌握水平尚有差距。填补这一差距，方能为接受高等教育打下基础。这本身已是一大挑战，更不用说不懂俄语这一额外的难题，它使得困难变得更加艰巨。

谢绍明回忆道：“我们每天不得不强忍着不适，聆听苏联教师讲授几何与代数，使用的教材是苏联十年制高中课程。那个年代，俄汉词典尚未普及，于是我们每个人在离开哈尔滨时都随身携带了一本《日俄字典》。虽然我们对日语一窍不通，但好在日文中包含汉字，凭借着这种半懂不懂的状态，我们还能借助猜想来理解。幸运的是，数学、物理和化学课程主要涉及公式和固定知识，相对易于理解。为了更好地学习俄语，我们被分开了居住，每间宿舍住有两个苏联学生和一个中国学生。”

“4821”群体不仅肩负着沉重的学业压力，更经受着生活困苦的磨砺。在踏上出国之路前，他们心中对留苏生活怀揣着无限憧憬。然而，抵达苏联后，他们才真切地体会到，战后复苏期的苏联人民生活实属不易。那时，苏共联络部每月仅提供400卢布的生活津贴，物价高昂，一公斤黄油的价格高达60卢布。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用餐，而早晚则需自行烹饪，日复一日，只能以黑面包为食。受能源短缺影响，学校时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取暖全靠烧木柴。当他们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并未为他们准备冬装。在儿童院时，苏联方面仅每人发放一件夹克大衣，而到了11月，气温已降至滴水成冰，他们的衣着根本无法抵御严寒的侵袭。

苏联在战后面临着众多社会问题，治安状况亦不尽如人意。邹家华曾遭遇过一次不愉快，乘坐公交车时，其口袋中的卢布不翼而飞，车上的乘客目睹小偷作案，却选择袖手旁观，仿佛未闻其事；叶正明在游泳后，衣物被盗，无奈只得赤身裸体奔回宿舍。

在此情形下，众多同学感到不适应，精神压力巨大，健康状况随之下滑，甚至有人因病倒下，谢绍明、江明、叶楚梅等同学不得不入院治疗。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环境不甚适应，这些对他们而言并非首要之务。他们心中所急，乃是在伊万诺沃因种种条件所限，迟迟未能步入正规的学习殿堂。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期望在伊万诺沃画上留学生活的句点。既然踏足苏联，他们的目标便是进入苏联最顶尖的学府，汲取最先进、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

“4821”党支部积极向东北局反映生活与学习的困难，同时亦向苏共联络部的同志汇报。得知此情后，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学生会亦致信苏共中央领导，详细说明了这些同学的背景，恳请给予关注与援助。在多方共同努力下，1949年夏季，“4821”离开了伊万诺沃，在苏联红十字协会的安排下，抵达莫斯科，入住原共产国际位于郊区的谢涅什疗养院。与此同时，已在莫斯科就读的刘允斌、陈祖涛、郭志成（郭亮之子）、蔡博（蔡和森之子）等中国学生，也汇聚于此疗养院，与“4821”一同度过了难忘的暑假时光。恰在此时，刘少奇与高岗秘密访问苏联，商讨新中国建国事宜，使得“4821”在莫斯科的求学事宜得以最终确定。1949年9月1日，新学期伊始，他们纷纷踏入了各自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开启了全新的学习生活篇章。

为祖国发奋学习

莫斯科汇聚了众多高等教育资源，顶尖学府林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日益临近，苏联已决定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在这一背景下，“4821”项目的安排上已无需过多顾虑，我们基本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心仪的学府。

“4821”成员不应选择政治专业，因为中国政治已趋成熟，无需依赖苏联培养政治工作干部。过去，那些前往苏联学习政治的中国学生，往往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同样，也不宜选择文科，而应专注于工科，尤其是工业领域。至于具体学习哪一专业，则可根据个人的兴趣与专长来决定。

罗西北、李鹏、崔军、贺毅、林汉雄、肖永定、高毅都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该院的前身是1918年设立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电工技术系和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电机工业系，是苏联著名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培养动力工程师的摇篮。当时该院的院长就是苏联电气化计划的制定者之一。这么多人选择这所院校，也和罗西北的影响有关。罗西北早于其他同学进入该校。同伴们在伊万诺沃安顿下来后，他就到了莫斯科。当时他持的是苏联护照，又曾经为苏共工作，可以在莫斯科任选高校读书。他在延安时就有搞水电的想法，所以选择了动力学院。后来大家择校时，自然要请他参谋，他坦言自己的想法，并且向大家宣传列宁的名言：“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即是共产主义。”这句名言在李鹏、贺毅等人心头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三人共同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系，他们荣幸地成为了陈祖涛的学弟学妹。

叶正大、叶正明与朱忠洪均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深造。他们的决定或许与家族的悲剧性遭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飞机的深刻理解与驾驭欲望，似乎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驱使他们追求这一目标。

杨廷藩与罗镇涛均入读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则被录取于莫斯科纺织学院；叶楚梅则选择了莫斯科大学；任岳则前往莫斯科建筑学院深造；任湘则进入了莫斯科地质学院；江明则选择了莫斯科农业学院继续学业。

无论踏入哪所高校，语言障碍始终是面前最艰巨的挑战。在课堂上，他们大多只能勉强记下笔记，课余时间则需逐步消化所学。每日清晨，他们便早早起床，自学俄语，历经两年艰辛，方始感受到一丝释然。

“4821”留苏期间经历的最难忘的事情，是1950年2月17日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来到莫斯科。17日晚6时，他们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了留学生。毛泽东应同学们的要求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服务。还有一些同学拿着钢笔和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争相请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毛主席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专业，为他们题写了不同的话语。比如，叶正大告诉毛主席他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主席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给李鹏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为张代侠题写的是“努力向前”，给贺毅写的是“光明在前”，给江明题的是“农业机械化”。周总理为大家题写了相同的话语“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毛主席和周总理和大家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大家兴高采烈，备受鼓舞，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

1953年10月，罗西北有幸成为第一位荣获动力学院毕业证书的学子。次年12月，与他同年级的李鹏、贺毅等同仁亦相继顺利取得了动力学院的毕业证书，并荣膺“优秀毕业生”的荣誉。

在莫斯科动力学院，中国学子们始终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屡获苏联教员及同窗们的交口称赞。历经五载勤勉苦读，尽管谢绍明、叶楚梅、任湘因健康问题不得不暂时归国休学，其余同学们却皆圆满完成了学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党支部和学生会

在“4821”留苏期间，自1948年9月起至1950年8月或9月，该团队设立了党支部和学生自治会，它们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和管理成员们的日常生活、学业以及思想动态，而且还肩负起与东北局之间的沟通联络重任。

21人中除高毅和罗镇涛外，其余19人都是共产党员。出国前，东北局指定谢绍明任支部书记，但并未成立支部。直到谢绍明因病回国前，21人同学聚在一起开会，谢绍明传达了东北局关于建立党支部和学生会的指示。经过酝酿，大家推举李鹏为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邹家华和任湘为支部委员。

“4821”党支部引以为豪的是，在伊万诺沃的短暂停留期间，他们主动向国内党组织详细汇报了国际儿童院中部分中国儿童的生活状况，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央作出将他们接回祖国的重要决策。

伊万诺沃儿童院旧照

1948年的寒冬，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那些年岁稍长的中国学子们陆续完成了学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继续深造的道路。朱敏，朱德同志的子女，因二战期间不幸被纳粹德军囚禁于集中营长达数年，此刻仍在高中就读，而其他的学生大多处于十几岁的年纪。这些孩子中，有的自小就被送至苏联，有的则在苏联的土地上出生；他们之中，有的略懂中文，有的却对中国语言一无所知，对祖国的了解和认识相对贫乏。他们还注意到，当时儿童院的领导层对中国儿童抱有鲜明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面对这些情况，“4821”支部随即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谢绍明即将回国之际，他负责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函件，详尽地反映了相关情况及“4821”支部会议的意见。信中提到，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苏联战后的社会状况并不尽如人意，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今，祖国已经解放，具备了让孩子们回归祖国接受教育的条件。我们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在国内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再赴苏联深造。

谢绍明将此信转交给了与他一同返国的王稼祥同志。回顾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难发现，这封信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陈祖涛的追忆里，大约是1950年前后，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向他咨询了关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我国儿童的具体情况。在戈宝权的陪伴下，他亲自前往该儿童院，对其中登记在册的我国儿童名单进行了详尽的查阅。

1950年春，苏共中央作出了关键性决议：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同意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所培育的我国公民子女遣返回国（具体名单附后）。此外，要求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的执行委员会（由霍洛德柯夫同志主持）在同年七月至八月期间，全面开展儿童遣返的筹备工作，并确保他们将安全抵达贝加尔斯克火车站，届时由我国代表接管。

1950年8月，一群中国青少年重返祖国的怀抱。其中不少人在此之后，远赴苏联深造，接受了高等教育。

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教职员工与一群稚气未脱的中国低年级学生合影留念。

在伊万诺沃逗留期间，“4821”支部还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在儿童院图书馆里，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宗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中，包含了一些他们此前未曾目睹的照片，以及长征干部所撰写的回忆录。此外，还有这些干部在苏联学习期间的笔记，以及第三国际时期的若干档案。针对这一发现，他们立即向东北局进行了汇报，并建议立即着手收集和整理这些资料，以确保它们能够安全运回国内，得到妥善的保存。

1950年的八月与九月，新中国首批派遣的留苏学子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这些留学生均受到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直接管理。在此过程中，“4821”党支部宣告解散，其成员与新增的党员们融合，依照各自所在学校重新组建了新的党支部，与东北局的关系亦随之告一段落。随后，李鹏同志被中国驻苏大使馆任命为留苏学生会总会主席，同时，他也成为了大使馆留学生党委的成员之一。

栋梁之材

“4821”成员在学业有成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积极投身于“一五计划”的伟大建设中。他们的心声是前往基层，奔赴祖国最亟需的领域。罗西北先是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北京水电院度过了两年的时光，随后于1955年底转至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在那里辛勤耕耘了整整十年。谢绍明则投身于哈尔滨飞机工厂；李鹏则服务于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与叶楚梅携手前往沈阳第二机床厂；叶正大与叶正明则来到了沈阳飞机厂；贺毅原本被分配至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经他主动申请，最终与崔军一同下基层，奔赴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林汉雄虽被分配至北京，却未在机关坐享其成，而是毅然前往官厅水库。他们均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邹家华叶楚梅

在“文革”初期，由于留苏经历，他们被冠以“苏修特务”的罪名，遭受了残酷的迫害。1968年，邹家华与叶楚梅夫妇相继被捕，竟然被囚禁在同一所监狱，却彼此音信全无。朱忠洪在遭受迫害后精神受损，最终患上了精神病。“文革”的阴霾终被驱散，他们得以平反昭雪，但那段精神上的创伤却始终难以愈合。某日，他步出家门后便音讯全无，从此生死未卜……

“文革”落幕之际，“4821苏修特务案”得以全面昭雪。在胡耀邦同志主管中组部期间，他力主大胆选拔和任用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对于“4821”这一群体的使用问题，亦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李鹏

1980年6月22日，胡耀邦约见电力部李锡铭、李鹏谈话时，李鹏反映了“4821”的情况。胡耀邦要他列出名单，李鹏当场写出了19人。第二天，胡耀邦就把这份名单批转给宋任穷，宋任穷看后，于25日批转中组部几位副部长传阅，指示要进一步考察了解21人的情况。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胡耀邦批示中还说：“我认为有些同志可能未充分发挥其作用。应与他们的上级共同考察，以确保安排的合理性。”1981年2月，中央对电力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李鹏被任命为部长和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关注与推动下，至1981年年底，邹家华、叶正大、贺毅等人的名字已跃升至副部级领导行列，“4821”计划中，林汉雄、谢绍明亦被列为副部级后备人选；而在司局级领导岗位上，任湘、肖永定、杨廷藩、罗西北、叶楚梅、崔军、叶正明等均有所任用，刘虎生亦在晋升副局级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自那时以来，在这21位同仁中，除去罗镇涛离世、朱忠洪音讯全无，余者均在工作一线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实为国家之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