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作为中共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率领八万红四方面军，为何选择在四川另设“中央”呢？

在中央另立的重罪得到宽恕之后，他为何会在1938年突然选择逃亡？

恐惧来源何在？

01 懋功会师，八万对阵三万

1935年6月中旬，四川懋功。

历经夹金山的艰辛攀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终于实现了胜利会师。然而，所谓的会师，实则两军的实力悬殊甚远。中央红军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人数锐减至不足三万，且装备简陋。相较之下，红四方面军人数高达八万余人，武器弹药齐备。

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人，在党内拥有深厚的资历。自1921年中共一大起，他便担任主持人之职，并成为最早的三人中央局成员之一。如今，他手中掌握着八万精锐之师，面对实力日渐削弱的中央红军，其态度亦悄然发生着变化。

第十日，两河口会议展开了对战略方针的深入讨论。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发表报告，明确指出我军应实施北上战略，在川陕甘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会议进行表决时，唯有张国焘同志一人反对北上。他坚持南下的主张，辩称北方敌军兵力雄厚，地形对我军极为不利。

中央为了促进团结，作出了一系列让步。在6月29日的常委会上，决定增补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之职。然而，此举尚不足以充分体现团结精神，随后周恩来同志主动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

张国焘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他暗中勾结中央红军的干部，并指使心腹向中央发送电报，提出“解决统一指挥”的诉求。简言之，他的意图便是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独揽手中。

02 分兵草地，各自散去

两河口会议后,两个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随左路军。

表面看来，众人一同北上，实则张国焘心口不一。当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他却止步不前，并四处寻觅借口以拖延行进。

1935年9月9日,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了封密电,大意是让陈昌浩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北上,跟右路军一起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要“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这封电报被叶剑英先看到了。叶剑英察觉电文内容异常,立即借故离开会场,马上把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立刻明白情况危急。当天夜里,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冲突。

03另立“中央”，分裂成势

1935年10月5日，我国四川省马尔康县的卓木碉地区。

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他大肆攻击党中央。他说党中央“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然后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张国焘自任“中共中央主席”。

会上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的署名给陕北的中共中央发电报,说得特狂:“此间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朱德当时就在张国焘那边。会上有人逼着朱德表态,要他“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朱德稳稳地坐在那儿,不为所动。

张国焘径直发问：“总司令，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的方向是南进还是北进？”

据在场人员回忆,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此言一出，会场气氛顿时紧张升级。有人高声呼喊：“既然你力挺北上，那便立刻行动，速速离去！”

朱德言辞恳切且条理清晰道：“我乃中央派遣至此地履职，既然各位执意南行，那我亦唯有随行。”

张国焘恼羞成怒，遂变本加厉，对朱德施以种种折磨。他暗中指使部下谋害朱德的坐骑，撤去其警卫团队，限制其行动自由，削减其饮食供应，并唆使他人对朱德进行围攻与辱骂。

朱德坚不屈服。

04 碰壁后北上

张国焘坚持南下，结果失败。

在向南进军的初始阶段，红军势如破竹，短短十余日便占领了广阔的地域，逼近成都城下。此举令蒋介石及四川的军阀们惊慌失措。刘湘紧急下达严令，明言任何临阵脱逃者，不论职位高低，从排长至师长，皆将以军法从事，违令者将遭枪毙。

此令令川军面貌一新，与红军展开殊死搏斗

，寸步不退。其中，百丈镇之战尤为惨烈，激战三日，红军伤亡惨重，无奈之下只得撤退。此战成为转折点，红军欲再攻占成都平原已无可能。

蒋介石趁机将薛岳指挥的6个师、10万大军从贵州调往川西。1935年12月下旬，薛岳部凭借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发起猛烈攻势，接连突破红军多道防线。国民党军官巡视战场时，目睹红军将士衣衫褴褛，推断其后勤补给艰难，遂下令部队持续进攻，毫不松懈。

历经三个月的激战，红军的战斗力遭受了严重损耗。起初，红军人数高达八万有余，然而到了1936年初，人数锐减至四万，损失近半。指战员们均感到了深深的忧虑，若继续如此激烈作战，恐怕将耗尽我军的底蕴。

张国焘不得不坦言，“在此情势下，我们难以与敌人长久抗衡”。

05 撤销第二中央

形势比人强。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抵达陕北，与党中央成功建立了联系。中央决策，将借助共产国际的崇高声望，对张国焘进行教育并施加震慑。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肩负共产国际代表的职责，向张国焘与朱德发出电报，指示：“兄处亟需设立西南局，并直接隶属代表团。”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正式认可陕北中央的地位，确认为正统所在。

张国焘南征受挫，部队遭受重创，共产国际亦明确表态支持中央，他继续坚持下去已无实际意义。于是，1936年6月，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了其自行建立的“中央”。

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得以齐聚一堂。

06 宽任重托

理应而言，张国焘所犯之错弥天大罪，擅自设立中央，甚至开除中央领导同志的党籍，罪孽深重。然而，中央并未对他予以严厉的惩处。

1937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于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其实施的机会主义倾向、军阀主义作风以及反党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张国焘在表面上对这一批评表示了接受的态度。

毛泽东和中央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937年9月,还任命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来又担任代主席。张国焘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保留着中央领导人的身份。

当时，这种宽容的处置实属罕见。中央期望他能够真心悔改，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07 王明回，旧怨复燃

1937年11月，王明重返延安，归自苏联。他与张国焘之间久存宿怨。追溯至1928年，张国焘在莫斯科任职期间，曾因“江浙同乡会”事件对王明涉及的宗派行为提出批评，这一事件至今仍让王明耿耿于怀。

王明此次归国，肩负着共产国际的使命，有幸与斯大林及季米特洛夫会面，他自诩为钦差大臣，气度非凡。

某日，管理人员向张国焘提出要求，令其腾出所住的窑洞，声称是为了迎接刚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听闻此言，张国焘的面色顿时变得凝重，无奈之下，只得搬迁至山脚下，另寻一处幽静的窑洞安顿下来。

噩耗至，恐惧增。

不久，王明带着一股傲慢之气前来拜访张国焘。他向张国焘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原西路军中两位得力的部下，李特（曾担任红三十一军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和黄超（曾任张国焘的秘书、红五军政治委员），在新疆被定性为“托派分子”，并遭到处决。在当时，“托派”这一政治指控极为严厉。

王明郑重地向张国焘发出警告，强调其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并明确指出张国焘本人亦存有“托派”的嫌疑。同时，王明透露，与张国焘关系紧密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人亦已受到法律的严惩。

这一系列信息的发布，对张国焘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并令其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之下。王明进而趁热打铁，在多个场合公然点张国焘的名，将他的过错不断放大，推向了高潮。

张国焘逐渐深陷忧虑，坚信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瞄准的对象。

黄帝陵前，仓皇逃走

1938年清明。

在陕西中部的某县，国共两党携手举行了对黄帝陵的集体祭奠。此行，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的身份亲自出席。

祭拜仪式落幕，张国焘向护送人员示意，告知自己将前往西安处理一些事务，并请他们先行返回。话音刚落，他便与警卫员一同登上了国民党的车辆，扬长而去。

抵达西安之后，张国焘便入驻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然而，他却并未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络。直至4月7日，国民党方面策划安排张国焘前往武汉，他才主动拨通了林伯渠的电话，邀请其至车站进行会面。

林伯渠疾步至车站，力劝其改变初衷，然而张国焘却坚决不予理睬。无奈之下，林伯渠只得返回办事处，向中央及长江局如实汇报情况。

4月8日，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迅速召集王明、博古、李克农等人进行商讨，并作出果断决策，务必抢先于国民党一步，将张国焘安全接回。周恩来遂派遣李克农率队前往汉口火车站，严阵以待。

历经三日的空手而归，直至4月11日晚，李克农终于在一节车厢的尽头发现了张国焘。回忆中，李克农直言自己受周恩来与王明之命，前来接应。张国焘显得极度惊慌，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李克农将他安置于一家小旅馆中。

但张国焘去意已决。几天后,他公开发表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10 尾声

自张国焘背叛革命后，他在国民党内部亦未获重用。1948年，他逃往台湾；次年，他又迁往香港定居。直至1968年，他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他在多伦多因病离世，享年82岁。

李特与黄超，两位曾在被判处死刑后，于1996年6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追认，被尊为革命烈士。

历史定论。

史实来源说明：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2.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16年。

3.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04年。

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于1987年。

5.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一书，由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于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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