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五维模型辩证分析雍正帝的功与过

政治维度

功：强化中央集权，稳定政局，为乾隆盛世奠定基础。康熙末年，清朝政治局势呈现出诸多弊端。诸皇子争储，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有所削弱。雍正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强化中央集权，稳定政局。

设立军机处是雍正帝强化皇权的重要举措。雍正七年（1729 年），雍正帝为应对西北准噶尔部的叛乱，设立军机房，后于雍正十年（1732 年）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控之下，军机大臣均由皇帝钦定，他们只能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没有任何独立的决策权。军机处机构简单，人员精干，实行“跪受笔录”的制度，能够迅速传达皇帝的指令，协调各地军队的行动，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通过军机处的设立，雍正帝将国家的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自己手中，使得决策更加迅速、统一，有效地避免了政出多门的现象，加强了中央对全国的统治。

整顿吏治也是雍正帝稳定政局的关键一环。康熙末年，吏治腐败成为清朝统治的一大顽疾。官员们贪污受贿成风，滥用职权，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雍正帝深知吏治清明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因此即位后，他加大了对贪污案件的查处力度，设立了会考府等专门机构，负责对财政收支和官员的经济问题进行审计和监督。一旦发现官员有贪污行为，雍正帝绝不姑息迁就，无论其职位高低、功劳大小，一律严惩不贷。例如，对于一些贪污数额巨大的官员，雍正帝不仅将其罢官抄家，还会处以极刑，以起到震慑作用。同时，雍正帝还实行了“耗羡归公”制度，将各地的耗羡统一收归中央，然后再由中央按照一定的标准拨给地方官员作为养廉银，改善了官员的作风，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机会。

雍正帝的这些政治改革措施，稳定了清朝的政治局势，为乾隆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隆帝能够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继承和发展雍正帝的改革成果，开创了清朝的鼎盛时期。

过：专制手段过于严厉，引发部分官员与士人的不满。雍正帝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采取的专制手段过于严厉，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部分官员与士人的不满。

雍正帝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极为严格，他建立了密折制度，允许官员直接向他本人上奏密折，汇报地方情况和官员的动态。这使得官员们时刻处于被监督的状态，心理压力巨大。一些官员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在密折中互相攻击、诋毁，导致官场风气恶化，官员之间缺乏信任和合作。

对于士人阶层，雍正帝的文字狱政策更是让他们人人自危。文字狱是指统治者因文字作品而罗织罪名，对作者进行迫害的案件。雍正帝时期，文字狱盛行，他常常从士人的诗词文章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对士人进行打压。例如，曾静、张熙案，曾静派其弟子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其反清，事发后，雍正帝不仅严惩了曾静、张熙等人，还借此机会大肆搜捕相关人士，牵连甚广。这种对士人的严厉打压，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使得许多士人不敢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对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经济维度

功：推行“摊丁入亩”，改善财政状况，促进经济发展。在清朝前期，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人头税的征收存在着诸多弊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但他们仍然需要缴纳人头税，这使得他们的生活负担愈发沉重。同时，人头税的征收也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因为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往往隐瞒人口，导致国家无法准确掌握人口数量，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合理规划和资源配置。

雍正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于雍正二年（1724 年）开始推行“摊丁入亩”制度。“摊丁入亩”是指将固定的人头税按照土地数量平均分摊到田赋中，统一征收。也就是说，拥有土地的农民按照其土地的多少缴纳赋税，而没有土地的农民则不再缴纳人头税。

这一制度的推行，对于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财政方面来看，“摊丁入亩”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人头税的摊入，赋税的征收更加合理和公平，减少了农民隐瞒人口和逃税的现象，使得国家的税收更加稳定和充足。同时，该制度也简化了税收制度，降低了税收成本，提高了税收效率。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摊丁入亩”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减轻农民负担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可以购买更好的农具、种子和肥料，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该制度也促进了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开发利用。由于人头税的取消，农民不再因为担心承担人头税而不敢开垦荒地或转让土地，这使得一些闲置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和利用，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面积。此外，“摊丁入亩”制度还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一部分农民开始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过：改革过程中触及部分利益集团，导致执行阻力。雍正帝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触及了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执行阻力。

“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行，使得原本依靠人头税获取利益的官绅阶层和地主阶层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在改革前，官绅阶层和地主阶层可以通过隐瞒人口、少报土地等方式逃避人头税的缴纳，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而“摊丁入亩”制度实施后，他们必须按照土地的实际数量缴纳赋税，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因此，这些利益集团对改革进行了抵制和反对。

一些地方官员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改革阳奉阴违。他们在执行改革政策时，故意拖延、变通，甚至公然违背政策，使得改革措施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例如，在“耗羡归公”制度的执行过程中，部分地方官员仍然私自截留耗羡，中饱私囊，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成效。

文化维度

功：尊孔崇儒，编纂《四库全书》，传承中华文化。雍正帝在文化方面，尊孔崇儒，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则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尊为“至圣先师”。雍正帝对孔子极为尊崇，他多次派遣官员前往曲阜祭孔，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同时，雍正帝还大力提倡儒家学说，将儒家经典作为官员选拔和考核的重要内容，鼓励士人学习儒家经典，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

编纂《四库全书》是雍正帝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又一重要举措。《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乾隆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内容丰富，堪称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雍正帝虽然未直接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但他在位期间为编纂工作奠定了基础。他下令广泛征集天下图书，为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同时，他还选拔了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担任编纂工作，确保了《四库全书》的质量。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系统地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使得许多濒临失传的古籍得以流传至今。同时，《四库全书》的编纂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过：文字狱盛行，限制思想自由，阻碍文化创新。与尊孔崇儒、编纂《四库全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雍正帝时期文字狱盛行，这对思想自由和文化创新产生了极大的阻碍。

雍正帝对文字极为敏感，他常常从士人的诗词文章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对士人进行迫害。文字狱的兴起，使得士人们人人自危，不敢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们在写作时小心翼翼，生怕触犯忌讳，导致文字作品变得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创新。

文字狱还造成了社会恐怖氛围，严重影响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许多有才华的士人因为文字狱而遭受迫害，有的被流放边疆，有的被处死，他们的学术研究和创作活动也因此中断。这不仅使得文化界失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也使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例如，吕留良案是雍正时期影响较大的一起文字狱案件。吕留良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主张华夷之辨，反对清朝的统治。吕留良死后，其弟子曾静受其思想影响，派其弟子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其反清。事发后，雍正帝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其子孙、弟子以及相关人士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这起案件不仅使吕留良的思想被禁锢，也使得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军事维度

功：加强边防建设，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巩固国家统一。雍正帝非常重视边防建设，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御能力。在东北地区，他加强了对黑龙江、吉林等地的管理，设立了将军衙门，加强了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和军事防御。在西北地区，他派遣军队驻守边疆，修筑城堡、烽火台等防御工事，加强了对新疆、青海等地的控制。

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是雍正帝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功绩。雍正元年（1723 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在西藏叛乱势力的支持下，发动叛乱，企图恢复其在青海的统治。雍正帝果断派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率领大军前往平叛。经过数月的激战，清军最终平定了叛乱，俘虏了罗卜藏丹津及其亲属，稳定了青海地区的局势。

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巩固了清朝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加强了中央与青海地区的联系，促进了青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这次叛乱的平定也打击了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清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军事行动耗费巨大，加重百姓负担。虽然雍正帝在军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军事行动的耗费也是巨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等军事行动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军队的征调、粮草的运输、武器的装备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为了筹集军费，雍正帝不得不增加税收，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负担。同时，军事行动还导致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消耗，许多青壮年劳动力被征召入伍，使得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生活困难。

长期的军事行动还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战争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使得商业活动受到抑制，手工业发展停滞。一些地区因为战争的破坏而变得贫困落后，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社会维度

功：关注民生，推行惠民政策，提高百姓生活水平。雍正帝关注民生，推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旨在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

在农业方面，雍正帝积极推广新作物，引进并推广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番薯和玉米原产于美洲，具有适应性强、产量高、生长周期短等特点。雍正帝了解到这些作物的优势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种植。政府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农民种植番薯和玉米，如向农民免费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指导，对于种植番薯和玉米的农民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如减免赋税、提供贷款等。番薯和玉米的推广种植增加了粮食的总产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短缺的问题，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

雍正帝还实行了“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减少了地方官员对百姓的额外剥削。“火耗”是指地方官员在征收赋税时，将碎银熔铸成银锭过程中所产生的损耗。在康熙时期，地方官员常常以火耗为名，肆意加征费用，中饱私囊，使得百姓的负担愈发沉重。雍正帝实行“火耗归公”制度，将各地的火耗统一收归中央，然后再由中央按照一定的标准拨给地方官员作为养廉银。这一制度的实施，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改善了百姓的生活状况。

过：改革措施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部分政策未能全面落实。雍正帝虽然推行了许多惠民政策，但在改革措施的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部分政策未能全面落实。

在一些地区，“摊丁入亩”制度的执行并不彻底。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利益集团的抵制，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按照人头征税的现象，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减轻。同时，“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部分地方官员在领取养廉银后，仍然继续贪污受贿，养廉银并没有完全起到改善官员作风、减少贪污腐败的作用。

一些惠民政策在宣传和推广方面也存在不足。例如，在推广新作物的过程中，由于宣传不到位，一些农民对新作物的种植技术和优势了解不够，不愿意种植番薯和玉米。政府虽然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引导，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雍正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五个维度上既有显著的功绩，也存在一定的过失。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态度看待雍正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寻求出版合作商）

作者简介：史传统，诗人、评论家，中国国际教育学院（集团）文学院副院长，中国财经杂志社评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席、高级评论员，人民网人民智作认证创作者。著有评论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20万字）、评论集《再评唐诗三百首》（60万字），诗集《九州风物吟》，散文集《山河绮梦》、《心湖涟语》。发布各种评论、诗歌、散文作品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