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晋南的临汾一丢，整个山西的局面就变了，黄河风陵渡对面的潼关，一下子成了全国都盯着的地方，鬼子要是再往西拱一步，陕西的大门就开了，西安、甚至延安都直接顶在人家刺刀尖上。

可有意思的是，八年仗打完，日本人那脚印子都快把中国踩遍了，就是没能真正迈过潼关往西，所以很多人在头条上刷到“日军为啥不打陕西”这种问题，都会忍不住点进去看看，心里都犯嘀咕，到底是“不想打”，还是“打不进来”。

先说个底，不是日本人没动过心思，是动一次手就被揍一次，最后干脆就把那个“西进”的念头从作战地图上给抠掉了。

1938年3月，华北方面军给东京参谋本部递了份绝密报告，叫《关于西安作战之研究》，那上面写得叫一个轻松，说只要动用第一军的主力三个师团，顺着同蒲铁路往南，再拐上陇海线往西，两个礼拜就能拿下西安，把西北抗战的老窝给端了，结果这报告在军部里还没传上三天，就被盖了个“暂缓”的红戳子，原因也不绕弯子，山西前线送回来的战报说，日军在吕梁山、中条山那边伤亡大得吓人，后勤补给线差不多被八路军和晋绥军捅成了个筛子，负责看报告的作战课课长宫崎周一，在报告边上拿红笔批了一句，“要是再往西走，怕是要重演拿破仑在莫斯科的那个老路子。”

真正让东京那边彻底凉了心的，是1939年冬天的“冬季攻势”，晋南的日军拿第37师团当箭头，想硬渡黄河，结果在永济、芮城那块儿被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第14集团军给迎头一棒，日军的工兵刚把浮桥架到河中间，就被对岸密得跟下雨一样的75野炮给炸成了碎木头，打了三天三夜，河面上飘的都是土黄色的军大衣和钢盔，后来打扫战场，咱们的兵在滩头上捡到一本日本军官的日记，里面写着，“对岸的支那兵跟疯了一样，子弹打光了就拿石头砸，石头扔完了就抱着手榴弹往桥上冲”，这一仗，日军没了两千多人，是自打平型关以后，他们在华北战场上输得最惨的一次，从那以后，“西渡黄河”这四个字，在华北方面军里头就没人敢提了。

黄河这道天险算是第一道门，那潼关就是卡在门上的最后一把铁锁。

潼关那老城墙，唐朝时候就有了底子，明朝又拿大青砖整个包了一遍，三丈六尺高，底下五丈宽，顶上三丈宽，整个城墙顺着黄河南岸弯弯曲曲地走了八里地，正好能看着风陵渡，抗战一开打，胡宗南就把他最能打的第一军搁在这儿，城墙上每隔五十米就架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四门150毫米的克虏伯要塞炮，炮口直接对着河面，炮兵的观察所就设在城北的麒麟山上，那炮弹落点早就拿尺子量到每一道河湾了，更绝的是，守军把黄河老岸的渡船全都拖到西岸，沉在岸边当路障，又在河滩上埋了密密麻麻的“跳雷”，那玩意儿一踩上，先弹到一人高再炸，专门治日军工兵那种趴在地上排雷的，1939年5月，日军第20师团派了一个联队想趁着晚上偷渡黄河，结果脚还没摸到城墙根，就被探照灯给罩住了，十分钟里头就落下来两千发炮弹，河面被火光映得通红，第二天早上，下游的渔民捞上来上百具穿着胶鞋的尸首，当地人传了句闲话，说“黄河里的鲤鱼三天都不敢吃钩”。

当然，日本人还想了另一条道，从河南南阳、湖北老河口那边，走武关、漫川关进陕南，1940年开春，他们还真就这么干了，日军第11军用了三个师团的兵力，顺着汉水河谷往北打，想在安康、汉中之间撕个口子，谁知道这条路比想的还难走，武关古道最窄的地方，就只够一个人侧着身子过，险的地方还得手脚并用爬，咱们的守军第36集团军，提前一个月就把山道上的青石板全给撬了，换成尖石头子，又在悬崖上凿洞埋雷，引线就拿藤条拴在半山腰的树上，一拉就是一阵石头雨，日军工兵第13联队在日记里头写，“每往前走一公里，就得扔下二十具尸体”，打到5月底，日军好不容易冲到白河县城外头，就再也推不动了，前面是看不见底的山沟，后头是随时能钻出来的游击队，最后只能灰溜溜地收兵，战后日本防卫厅自己编的那本《华北治安战》里，这段事就一句话带过去了，“考虑到秦岭的险峻和补给的困难，西安以南的作战暂时中止”。

很多人都漏掉了一个事，日军的步兵是没打进陕西，可陕西在八年里头，有七年都在挨炸。

1937年11月13号，日军第3飞行团从太原机场起飞，头一回空袭西安，那天是农历十月初十，古城里还飘着小雪，好多老百姓还以为天上是打雷，直到炸弹掉在钟楼北边的西华门大街上，那火球一下子冲天，把雪花都给烤化了，从那以后，西安的防空警报就成了日子的一部分，早上拉的是“预备”，两长一短，中午拉的是“紧急”，又短又急，夜里拉的是“解除”，一长两短，1941年6月28号，日军出动了108架飞机，从大清早炸到天黑，把书院门、湘子庙那一带炸成了一片瓦砾，省立第二中学的操场上被炸出三个大坑，第二天，老师和学生们在瓦砾堆里扒出来七具尸体，最小的才十三岁，可轰炸没把这座城炸趴下，城墙根下的窑洞越挖越深，最里头拿木桩子撑起了三层，最底下住人，中间存粮食，最上头居然还开了个私塾，先生带着学生念《木兰辞》，那“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读书声，混在头顶上炸弹的呼啸声里，听着格外响亮。

比挨炸更让人心疼的，是陕西人自己身上背的担子，兵员和粮草的压力，抗战八年，陕西人口还不到一千万，却前前后后出了一百一十五万兵，算下来不到九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上了前线，1938年冬天，关中平原的麦子还没收完，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征粮队就下来了，渭南县有个村子叫“仁义村”，全村三百二十户人家，一次就交了两百四十万斤军粮，村长后来在祠堂的石碑上刻了一行字，“吾村无良田，然有义士”，1942年河南闹大饥荒，三百多万灾民顺着陇海线往西跑，陕西人就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给他们搭棚子，把仅有的麦麸蒸成“哄馍”，分给那些饿得脸都肿了的河南老乡，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他的《中国的惊雷》里写，“我在西安的粥棚里看到，一个陕西老太太把最后半碗稠粥倒进一个河南孩子的碗里，自己转过身去舔锅底，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不会亡”。

当然了，要是站得再高点看，日军最后没碰陕西，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摊子”铺得太大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一打响，日本海军就像个红了眼的赌徒，把家当全押到东南亚去了，珍珠港、菲律宾、新加坡，陆军也被牵着鼻子往南跑，连关东军最精锐的第2师团都从东北调去瓜达尔卡纳尔岛了，参谋本部里头有人叹气，“我们在大陆上撒胡椒面，结果哪儿的锅都盖不住”，到了1944年，豫湘桂会战打得昏天黑地，日军虽然暂时打通了平汉线，却再也抽不出一点力气往西走了，当时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得挺明白，“西安作战的提议，现在已经放到柜子顶上去了，实在是没兵可派”。

陕西最后成了整个华北唯一一个没有被日军铁蹄踩过的省份，也成了中国抗战名副其实的战略大后方，延安的窑洞里灯火一夜不熄，西安的工厂里机器日夜不停，连汉中盆地都建起了飞机配件厂，美国人陈纳德把第十四航空队的备用机场就修在渭南的盐碱地上，那跑道上铺的，居然是关中农民用石碾子一遍遍压实的黄土，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过来，渭河两岸的麦子刚刚泛黄，人们从地窖里搬出藏了七年的鞭炮，在城墙上挂出巨大的横幅，“还我河山”，那一刻，好多老人跪在黄河岸边，把写着亲人名字的纸条放进河里，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好多都没能再回来，但潼关以西的这片土地，终究是守住了。

八年烽火，山河还在，今天我们再回头看“日军为何没打陕西”这个老问题，答案其实挺简单，黄河太急，潼关太险，三秦子弟太硬，而侵略者，终究是低估了这片黄土高原上，那种倔到骨子里的中国心气。